北约在最初成立时的宗旨是确保北美和欧洲部分国家的“集体安全”。从冷战到后冷战时代，北约作为一个区域性军事同盟条约组织，尽管经过几轮“东扩”，其职能覆盖范围始终在欧洲。然而，近来北约利用俄乌冲突，开始推进自身新的战略转型——从一个西半球的区域性军事同盟条约组织，开始向覆盖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全球性军事同盟转变。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最近公开鼓吹“全球性的北约”等论调，以及北约目前正在加紧打造并计划在6月“马德里峰会”正式推出的《北约2022战略观》，都十分典型地反映出北约军事职能全球化的动向。这种战略性动向的产生，既有美国的战略引导，也有北约一些欧洲成员国的内在主观冲动。此外，还有世界格局变化的客观背景原因。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人们观察和热议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东移，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美国的“战略重点东移”绝不是美国仅仅把自己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力量的配置重点，从欧洲转移至亚太，而是要对其全球同盟体系的重心，进行系统性的东移。这就必然要求它的一众盟国，都要跟着美国把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

因为，美国利用冷战建立起来的全球同盟体系，最大的基石就是北约。现在美国要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太自然不会“单打独斗”，要求欧洲的北约盟国跟着向东转，就成了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从欧洲的角度看，北约中一些主要的欧洲成员国如英国等，历史上曾是全球性大国或坐拥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二战后欧洲依然是全球地缘战略中心时，欧洲主要国家的大国心理和大国思维定式依然具有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但当美国开始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太，加快其全球战略重点东移进程时，欧洲国家内心备感失落。这一方面倒逼欧洲盟国反思和探索战略自主性，另一方面则刺激产生了跟进美国东移、加强欧洲国家在亚太地区战略存在的内在冲动。

第三，还应该看到，无论是美国主动调整，还是欧洲盟国跟进，都离不开全球格局加快演变、亚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重心这个客观原因。

经过几十年的全球化以及地区经济一体化整合，当今世界日益形成占全球经济总量约78%的三大地缘经济板块，即北美自贸区大市场、欧盟大市场、以及东盟和中日韩“10+3”形成的东亚大市场。2021年上述三大板块中，北美板块的GDP总量达到26.24万亿美元，欧盟为17.08万亿美元，而东亚板块GDP总量则高达30.19万亿美元，遥遥领先北美和欧盟这两个曾经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特别是从发展趋势看，东亚地区显然是在上述三大板块中发展潜力最大、增长前景最好的板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在世界政治与经济事务中影响力的持久性增强，已成为21世纪的时代性趋势。而美欧国家以及他们组成的区域性条约组织，基于什么样的目的和带着什么样的政策工具转向东亚和亚太，兹事体大，事关东亚和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前景。

北约的宗旨和职能浸透当今世界最鲜明、最深厚的军事同盟特质。北约的发展本身就是在制造“安全陷阱”，北约追求“集体安全”的战略目标推进过程，其实就是把欧洲大陆诸多国家分成“集体安全享有国”和“非集体安全国”两大类别的安全割裂。对于这一点，早在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同盟为加强各自安全而展开战略安全竞争的冷战之初，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费尔德就深刻揭示了这种一方为增进自身安全而招致另一方相应做出反应，最终导致双方都更加不安全的“安全悖论”现象。

如今北约“集体安全体系”之内的国家在不断追求自身单方面安全的同时，造成了俄罗斯日益突出的不安全感，最终引爆了俄乌冲突。北约一些人把“东扩”的战略逻辑扩展到东亚地区，这不能不引起本地区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关切。因为北约把“安全悖论”的困境从欧洲带到东亚地区时，就意味着原本坐享地区一体化发展红利、分享地区战略稳定的东亚各国，将循着“集体安全”的逻辑，被划分、被站队、被分割成“集体安全体系”之内和之外的两大类国家。美国领导的北约在加强东亚乃至亚太地区“集体安全体系”之内国家安全的同时，必然引发该体系“之外”国家的必要反应，欧洲已经发生的悲剧，在本地区重演的风险和概率必然不断积累、升高，东亚半个多世纪繁荣与稳定的局面将被断送，多样化多元化的亚太地区必然被“集体安全体系”分割和分裂。届时，东亚乃至亚太的前途不言自明。

开放的亚太与北美及欧洲相互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亚太地区欢迎北美、欧盟两大市场更深度参与并共享亚太未来。但美欧西方国家基于冷战需要而打造的北约军事同盟组织如果真的扩展到东亚大市场，对渴望可持续安全与繁荣的东亚和亚太地区而言，则是逆和平发展历史潮流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