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得克萨斯州24日发生的小学枪击案，造成至少21人遇难，其中包括19名儿童。这是近十年来美国国内针对儿童的最严重的枪击案，仅次于2012年发生的康涅狄格州枪击案。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称此次事件是一场“屠杀”，要求美国各界采取行动。10年前，时任副总统的拜登在康涅狄格州枪击案后成立了一个打击枪支暴力的特别工作组，但其所推动的立法建议被国会阻碍，迄今未有任何进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国内社会治安每况愈下，恶性枪击案频发。这些案件中既有针对少数族裔的极端种族暴力；又有针对普通市民的“无缘由突袭”；如今，无辜的儿童再次成为受害者。据统计，2021年美国死伤4人以上的恶性枪支暴力事件共发生693起，创下有统计以来的新高。2020年，枪支暴力成为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

每起枪击案的直接原因各不相同，但枪击案如此频繁发生，必定与美国国内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关。其中，以下四个因素或酿成了如今越来越危险的美国。

其一，枪支利益集团在美国持续坐大，与保守政客形成攻守同盟。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以枪支制造商、枪支文化传播者、持枪权坚定支持者“三位一体”的枪支利益集团，影响力遍及全美各个领域。处于该利益集团核心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拥有近500万成员，每年经费超过4亿美元，是美国内规模最大、出手最阔绰的游说团体。共和党保守派在美国内各级立法机构、政府监管部门和政治新生代的成员均成为其俘获对象。一些共和党政客不仅为该利益集团的诉求和宣传背书，更公开成为枪支文化的推广者，鼓动支持者与其一起捍卫“神圣的持枪权”。这使得枪支文化在美国国内持续壮大，控枪面临顽固的社会阻力。

其二，美国两党政治高度极化、对立，枪支议题成为“被有意忽视的硬骨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控枪问题成为两党争议的焦点议题之一。民主党通常在重大枪击案发生后推动控枪法案，但共和党又会在掌权后“废旧立新”，让管控措施再次失效。2010年以来，随着政治极化加剧，两党在控枪问题上愈发难以妥协。在极端支持“持枪”的“茶党”裹挟下，控枪立法已经成为政治毒药，不仅推进立法本身可能是浪费时间，也在快速毒化两党其他领域的合作氛围。在此背景下，两党均有意回避在控枪议题上的立法交锋，将这一事关民众安危的重要议题政治化。此次枪击案后，民主党再次将矛头指向共和党内的“持枪派”，要求后者为国会立法停滞负责；共和党则将话题转向“坏人而非枪支应该负责”。两党各说各话的现状使得控枪立法无法得到严肃讨论。

其三，美国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迷信“技术解决方案”。在美国现行制度下，地方政府、执法机构和各类公共机构是应对枪击案的主责部门。这些地方政府和机构也受到控枪问题政治化的影响，有意避免在应对措施中体现其政治立场。在此影响下，地方政府和机构普遍采用强化“技术解决方案”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例如加强公共教育、制定相关预案、增加校园安保等。但这些方案既不能从源头上降低风险，在危机来临时又显得软弱无力。此次枪击案中，枪手身穿防弹衣，在与安保交火后仍进入校园实施杀戮行动。在此类极端暴力行为中，“技术解决方案”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强化了人们对此的麻痹大意。

其四，新冠肺炎疫情和民粹主义冲击美国法制和社会秩序，鼓动“极端行为”。美国枪支暴力行为有周期性爆发的惯例。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均先后发生持续多年的枪击浪潮，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和民粹主义MAGA运动（以特朗普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命名的政治运动）是此轮枪击浪潮的重要历史因素。疫情打破了美国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带来了诸多临时性、非常规的政策和措施，让美国民众的心态空前敏感脆弱，更容易滋生负面和极端情绪。MAGA运动带有鲜明的“反建制”“反管制”特色，鼓动民众“质疑科学权威”，“为达成目标无视法律和秩序”，在美国社会中埋下了动荡的种子，2021年发生的国会山骚乱只是这一运动危险性的一次表现。在近期进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初选中，不少MAGA支持者在竞选广告中公开持枪、射击，煽动民众“用枪解决问题”。

在上述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当前的美国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对于枪击案受害者家庭来说，这是一生都无法抚平的悲伤，但对于高高在上的美国政治精英来说，他们又能记住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