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圈子里天才很多，但梁建章是这些天才之中的天才。

1969年，梁建章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国企员工。他从小有“神童”之称，又由于脑袋大，得名“大头神童”。

1981年，12岁的梁建章进入上海育才中学读书。当时，育才正在搞教育试点，学校基本不布置作业，每周有两天可以不用上课，只要考试能通过就行，所以课余时间非常多，学生们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爱好。

13岁时，梁建章加入了一个计算机兴趣小组，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师从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朱鸿鹗教授学习编程。

梁建章遇到计算机，就像鱼儿遇到水一样，不分日夜地泡在里面。半年以后，他的编程水平突飞猛进，设计了一个利用程序写格律诗的软件，获得了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金奖。

在学编程过程中，他遇到很多数学方面的难题，父亲用高等数学帮他解出来了。

然后用几个月时间就学会了。

除了高等数学以外，他还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诗词格律和人工智能、数据库等知识。这些知识，每一个领域要弄懂，都不是几月之功，而梁建章能在短短时间内就把这些学通并开发成软件，其智商之高，学习能力之强，可见一斑。

1985年，16岁的梁建章以初中生的身份，直接考入了复旦大学少年班，半年后进入复旦计算机系。

与很多人印象中“少年班的孩子在大学会遇到生活和社交上的问题”不同，梁建章在大学里广泛参与各种活动，交了很多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

不过，他在复旦只待了一年。1986年，他又考入了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并且用四年时间，读完了本科加硕士。

1991年，正在攻读博士的梁建章，觉得在学校已经没法学到最先进的东西，便放弃了读博，进入甲骨文公司工作。

最初几年，梁建章担任研发工程师，做的是技术工作。但是1996年的一次回国探亲，让他心态发生了变化。

他发现国内出现了火热的创业浪潮和无数商机。回到美国后，他马上向公司申请转岗，从研发部门转到了ERP部门，并于1997年顺利被派回中国，担任了甲骨文中国区咨询总监的职位。

1999年，在一个名叫万超的朋友介绍下，梁建章认识了季琦。日后，他们将一起开始一段辉煌的创业旅程。

季琦是另一类型的天才。

他在学习上没有梁建章这么突出（但对普通人来说，也已经是妥妥的学霸），但是在创业的成功率上，可能整个中国都无出其右者：

季琦比梁建章大三岁。1966年出生于江苏南通如东县。

他是四君子中唯一一个非上海人，也是唯一一个农村家庭出身的。

读初中时，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冷冬天，季琦走了一个小时回到家里吃中饭，妈妈告诉他，家里已经没饭了。

季琦只好又空着肚子走一个多小时回到学校，边走边抹眼泪，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逃离这个穷地方。

高考时，季琦如愿以偿，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进入上海交通大学。他本想报考自动化或者计算机这种一听起来就很时髦的专业。不过老师告诉他：那些专业没前途，报工程力学吧，以后帮包工头算土方，算好了能多拿奖金。

于是季琦就报了工程力学。到了学校才知道，这个专业和算土方一点关系都没有，学的都是怎么计算潜艇的受力、导弹的起飞速度等问题。

当时交通不便，季琦是先坐车到南通，然后从南通港坐了一晚上船到上海的。

当轮船于凌晨时分在十六铺码头靠岸时，这个从农村来的小孩，被大上海的繁华惊呆了。这种冲击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日后在几次人生重大决策关口，“留在上海”都成了季琦做决定的重要理由。

大二时，他经历了一次人生的至暗时刻。

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他就是突然觉得人生好无趣，觉得自己就像个行尸走肉，所有东西都是外界安排的，没有任何自由意志。

为了排解苦闷，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图书馆，从哲学、文学、诗歌中去寻找人生的答案。最终思考的结果是：人生无所谓意义，只有过程和经历。

1989年，季琦大学毕业。他手里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在本校读研；二是到南通第二设计院工作。

那年由于特殊原因，大学生的分配情况普遍不好。而且他们家的家庭情况，也等着他去尽快赚钱。

但是季琦思前想后，最终还是放弃了工作，选择了读研。

他心想，我如此艰难才离开南通，去到上海，难道就这样回来吗？

这回，对大学专业已经有足够了解的季琦，选择了机械工程系的机器人专业。读研之后，他开始接触计算机，并了解到这个新兴行业的“暴利”，于是下了狠功夫扎进去。

很快，季琦从一个连开机都不知道怎么开的菜鸟，成长为一个熟练掌握电脑使用、装机等技能的达人，甚至还学会了组网技术。

随着找他装电脑和组网的人越来越多，他干脆和同学开了一家电脑公司，搞起了兼职。等1992年硕士毕业时，他手里已经攒下了好几万块钱。

兼职的同时，季琦的学业也没有放下。他的论文在1992年的国际机器人年会上发表。系主任希望他能留校任教。

在教师办公室里，系主任目光殷切，而季琦却眼盯着那陈旧而凌乱的办公桌，想着如果留校的话，这可能就是自己未来几十年的日子，心里不禁升起了深深的恐惧，赶紧拒绝了主任的好意。

他把简历投给了美国日化巨头宝洁，通过层层筛选，拿到了最终的offer。但得知签宝洁就要把户口迁到广东南海时，他犹豫了。

对留在上海的渴望，最终让季琦放弃了宝洁的机会，而是随便找了一家能落户的上海企业——上海计算机服务公司。

季琦很清楚，自己是不会在这里长待的。

在入职报到那天，他手握大哥大，腰揣随身听，拍着公司总经理的肩膀说：“胡老板，可能过一段时间我就会走人，公司的这点工资对我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

这位胡老板没有计较季琦的嚣张，反而重用了他，任命他为大项目经理，负责公司大项目业务拓展。

季琦的销售才能在上海计算机公司得到充分的发挥。他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通银行总行、甲骨文公司等单位，拿下一个又一个大单，很快成为销售冠军，并当上了市场部和销售部经理。他和助理两个人，贡献了公司80%以上的销售额和利润。

更厉害的是，那些给他业务的人，不仅仅是生意上合作的关系，还一个个被他处成了朋友。这一点，让人不得不服。

原本说待两个月就走的季琦，过完两个月又是两个月，一直到两年以后才离开。

离开不是因为混不下去，而是因为要出国。那年头，在国内混得好不算本事，能出国才算本事。更何况季琦的老婆在美国上学。1994年，他放弃了单位分的房子，带着1万美元，以陪读的身份去到美国。

1994年9月17日，季琦遇到了他人生的“震撼时刻”。

如同马云第一次见到互联网的反应一样，季琦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心里激动万分，模模糊糊觉得，自己未来的生活也许会和这个东西息息相关。

他在美国没有待多长时间。虽然也在那边上学、打工，但是却发现，如果留在美国，日后几十年的日子可以一眼看到底，这和当初留在学校当老师又有什么区别呢？而反观国内这边，正在风起云涌，创业大潮已经袭来。

于是，1995年，季琦回国了。

回国第二天，一位以前做业务认识的老板正好来上海，晚上叫他一起出去娱乐，听说他刚回国还没工作，就让他到自己的公司来上班。

就这样，季琦成了中化英华公司华东区总经理。他用了一年半时间，以公司给的10万元资金启动，做成了3000多万的生意。成为公司的一棵摇钱树。

但是后来，随着公司整个被别人收购，季琦只好离开。

1997年9月，季琦决定自己创业，不再寄人篱下了。他成立了一家名为“协成”的公司，做系统集成业务。

公司的第一个单子来得很顺利。季琦给原来的客户打个电话，说我现在出来自己干了，有业务的话帮衬一下。客户二话没说，就给了他一个百万大单。协成的业务，就这么做起来了。

1999年，季琦在甲骨文工作的同学万超介绍了梁建章给他认识，俩人一见如故，很快谈起共同的创业理想。

对于创业，他俩倒是很搭配——梁建章懂技术，季琦懂销售和管理。但是还缺一个人，就是财务和融资。

沈南鹏与梁建章的关系，比和季琦还要久远。

在梁建章13岁获得计算机编程大赛一等奖的那一次，同台领奖的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学生，不过得的是三等奖。那个学生就是沈南鹏。

1967年，沈南鹏出生在浙江海宁。他母亲担任一家大型国企的厂长，平时工作非常忙，没时间照看他，所以7岁那年，他被送到上海姑姑家居住。

沈南鹏小时候特别喜欢做数学题，他的愿望是当一个数学家。当梁建章在福利会少年宫学编程的同时，沈南鹏每天都在上海市少年宫奥数班刷题。

尽管他在计算机编程比赛中只得了三等奖，但是数学方面的比赛，却拿一等奖拿到手软。不仅是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还参加了美国中学生数学竞赛，获得海外赛区冠军。

1985年，也就是季琦坐船到上海交大上学的那一年，沈南鹏也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不过他不用考试，是直接保送进入教育改革试点班，后来选择了应用数学专业。

沈南鹏在大学并不是那种“高分低能”的书呆子，而是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还当了交大的学生会主席。

1989年，为了追逐数学家的梦想，沈南鹏继续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去读博。

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在数学上有天赋，但是到哥大见识了真正的天才，并且被几次考试成绩打击了之后，他发现，自己靠刷题刷出来的成绩，远远不足以支撑一个数学家的梦想。

一年后，在一位教授的指点下，沈南鹏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转到耶鲁大学商学院去读MBA。

在进入耶鲁大学之前，沈南鹏对商业的了解完全是一片空白，甚至连《华尔街日报》都没有看过，在美国同学看来，几乎不可思议。

1992年毕业，沈南鹏开始了艰难的求职之路。虽然有耶鲁的MBA金字招牌在手，但是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商业实践的中国人，要在华尔街谋得一份好职业，并非易事。

他被拒绝了无数次，最终还是凭借数学方面的优势，进入了花旗银行工作。

两年后，随着中国概念在美国资本市场开始吃香，沈南鹏进入了职业发展的快车道，中国背景+耶鲁商学位+华尔街履历，让他成为被华尔街公司争夺的香饽饽。

在先后经过雷曼兄弟、汉华银行的过度后，他最终于1996年进入德意志银行，担任德意志摩根建富的董事，负责中国资本市场业务。

在上海，也是经过校友万超介绍，他认识了季琦。

当梁建章和季琦开始讨论创业的事情时，沈南鹏成为俩人共同想要拉入伙的最佳人选。

沈南鹏此时已经做投资8年，但是没有自己创过业。他非常看好当时已经风起云涌的互联网行业，只是一直都没有好的机会切入。梁建章与季琦和他一谈，他立马就怦然心动。

1999年2月22日，在季琦的家中，三人凑到一起，开始正式讨论创业项目。

他们也考虑过网上书店、网上宜家等方向，但最终都因为物流和网络支付的难点而放弃。

最终梁建章提出，可以做一个旅游网站。

三人一拍即合。沈南鹏出资60万，占股40%；梁建章和季琦各出资20万，分别占股30%。

由于季琦是自己创业，时间比较自主，由他来全职负责公司的建立，并领每月3000元的工资；沈南鹏和梁建章还在原公司上班，兼职参与公司运营，不领工资。

携程由此开始起步。

但很快他们又发现一个重大问题：由于三人都不是旅游行业出身，除了自己喜欢旅游以外，对旅游生意上的事情一无所知。

必须再找一个旅游行业的合伙人才行，而且这个人必须很牛！这是三人的共识。

于是分头去找，最后他们找到了“三缺一”的那个“一”：

范敏。

范敏在大众中的名气没有前面三人那么大。在四人组当中，他一向甘居隐形人的位置。

他的座右铭很有意思：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在当时，面对梁、季、沈三人，范敏是有优越感的。作为一家国企的老总，他入有房、出有车，走哪都有司机开路，偌大的总经理办公室门庭若市。

范敏在四人中年龄最大。1965年，他出生于上海。由于其刻意低调，外界从来听不到关于任何他小时候的故事。在公开资料上，他的人生经历从1983年开始，那一年，他考上上海交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专业。

在大学，范敏当过学生会主席，是沈南鹏的前辈。

1987年大学毕业，他直接保送本校管理学专业读研。当年全校1000多名应届毕业生，免试读研的只有2人，他是其中之一。

1990年硕士毕业，作为上海交大管理学研究生，他有的是好单位可以选，却选择了当时并不吃香的旅游行业，进入上海新亚集团。当时该集团几万人，范敏是学历最高的两人之一。

他的理由是：越是人才稀缺的地方，越是容易冒尖。

于是，他就进入了新亚旅行社的计调部，负责收发传真、安排旅游团行程、联系供应商等杂活。

仅在计调部干了几个月，他就被调到集团办去了，担任办公室助理。虽然名字听着不高，但却是领导身边的人。

而范敏在这个位子待了一年半以后，却主动要求调离。他的目标岗位是：新亚集团下属的海伦宾馆见习管理生。

在基层干了四年后，范敏作为集团代表，被上海市旅游局派往全世界知名的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学习一年。

留学回来，范敏突飞猛进，先是被提拔为新亚集团酒店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后来又进一步升为上海旅行社总经理兼大陆饭店总经理，出入都配备专车和专职司机。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人物，又怎会轻易放弃这一切，加入一家新成立的创业公司呢？

1999年3月，上海徐家汇鹭鹭酒家，在朋友介绍下，梁建章三人第一次见到范敏。可惜的是，经过一番游说，范敏不为所动。

范敏走后，梁建章和沈南鹏都觉得没戏，说算了，换个其他人吧。季琦说：如果我们自己的校友都搞不定，那其他人更不行。

他们也不是没试过其他人，之前想请春秋旅行社的王正华，就碰了一鼻子灰。如果像范敏这样正值34岁，处于人生最容易焦虑和动摇的年纪，且又是交大校友的人都请不动，那其他人也都不用想了。

季琦拿出之前跑业务的尽头，隔三差五往范敏的办公室跑，和他谈人生，谈梦想。

当时范敏作为两家国企的总经理，公务繁忙，季琦每次去都要等半天，才能见上一面。甚至有时候，明明办公室没有人，范敏也让季琦等上10分钟，才让秘书叫他进去。

不过去的次数多了，季琦发现，自己等待的时间越来越短。后来基本上只要5分钟，就能见上范敏。

从那一刻起，后来被誉为中国企业史上“第一团队”的携程四君子，终于组队成功。

4人的分工是：沈南鹏担任董事长兼CFO，梁建章担任CEO，季琦担任总裁，范敏担任执行副总裁。

1999年5月，在上海南丹路天文大厦，携程公司正式成立。150平米的办公区，十来号人。除了季琦为了对外交往的需要而拥有单独的总裁办公室以外，梁建章三个兼职的人，起初连办公桌都没有。

刚开始设想的产品，是一个大而全的产品，框架包括三C：Content（内容）、Community（社区）、Commerce（商务）三个领域，内容涵盖了旅游所涉及的吃、住、行、游、购、娱各方面，几乎等同于今天的携程+大众点评+美团+马蜂窝的总和。 

携程早期网页，见《上海微型计算机》1999年12月

梦想非常美好，但是要做这么一个综合型的平台，网站开发、内容建设和业务拓展，所需的成本都是巨大的。原来凑的100万资金，很快就见底。

摆在创始人面前的第一个巨大难题，就是资金。

沈南鹏虽然在投资圈已经工作多年，但不管是他自己还是他认识的人，此前开口都是几个亿的生意，对这种初创企业的融资，也帮不上太多忙。

最后还是季琦找来一位熟人，IDG的章苏阳。此前他担任中化英华公司华东区总经理的时候，就认识了章苏阳，互相在业务上帮过对方的忙，关系比较熟。

季琦向章苏阳介绍了创业方向、产品和团队，梁建章写了10页的商业计划书。后来，章苏阳又叫上另一个合伙人周全，加上一个技术专家，跟四人组吃了个饭。

席间，章苏阳三人没有问任何关于商业模式和盈利预期的事情，反而都是问一些“创办携程的目的是什么，10年以后如果携程做大你们想干什么”这些问题。

季琦等人便大谈对互联网的认识，以及想在互联网领域大干一番的梦想。

一周后，章苏阳给了准信：IDG决定投资50万美元，给携程的估值是200万美元，IDG占20%股份。

事后，章苏阳说，他根本就没仔细看梁建章写的BP，因为他投资的风格是：第一是投人，第二是投人，第三还是投人。

一个抱着这种投资理念的人，看到这样的梦幻创业组合，还有什么别的可说的呢？只有“投”一个字啊。

不过，章苏阳认的人不是梁建章，而是季琦。

在投资人的要求下，季琦担任CEO，梁建章改任COO。梁建章听从了安排，交出了公司管理大权。

1999年10月28日，携程网站正式面世。

1999年11月4日，携程拿到了第一张网上酒店订单。当工作人员再三确认这个消息时，整个办公室顿时成为一个狂欢的海洋。

但是很快，携程的业务进展，就陷入了困境。

1999年，互联网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

对消费者而言，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也不相信可以在网上预订酒店、机票或者旅游行程；而对酒店、景区、航空公司、旅行社来说，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以及这个东西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当时的情况往往是：携程的推广人员刚开口介绍自己的业务，就会被酒店或旅行社的经理轰出去。

好在范敏在旅游行业已经多年，且还担任着上海旅行社的总经理，旅游资源比较充足，为携程初期的业务开拓提供了很多便利。

但问题是，有了资源，卖不出去也白搭。

到2000年初，携程面临的情况是：业务进展非常缓慢，盈利根本看不见曙光，50万美元的融资很快将要花光。如果不能解决业务拓展和融资两个问题，公司马上就要倒闭。

不知道一般的创业公司面对这种情况，会采用什么办法解决。而携程四君子的救亡之道，则充分展现了这支梦幻团队的魄力和想象力。

他们想出的办法是：直接收购全国最好的酒店预订服务公司，并且用这个作为筹码，去做新一轮融资。

与此同时，携程正在和软银谈第二轮融资。目标融资额是450万美元，前提是，携程能够收购成功。

一直处于兼职状态的梁建章、沈南鹏、范敏，在收购案完成和融资到账后，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才终于分别辞去了原单位的工作，全职进入到携程来。

日后看来，这个时间点极其惊险。因为正是这个3月，互联网泡沫破裂，全球互联网公司开始大批倒闭，投资市场风声鹤唳。

携程在最后时刻搭上了繁荣期融资的末班车。如果再晚个几天，也许就没有了后来的故事。

收购“商之行”，以及搞定450万美元融资后，携程的主业终于确定为酒店预订业务（后来又拓展了机票预订等其他服务）。从此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

又过了半年，经过季琦长时间的紧追不舍，现代运通也终于松了口，在《婚礼进行曲》的乐声中，与携程完成了合并。

值得一提的是，两笔收购，携程花的现金并不多，主要是凭借互联网的概念，利用携程高估值的股票去置换。

而收购现代运通，不仅让携程成为酒店预订行业当之无愧的老大，更是让携程又拿到了以美国凯雷为主投资的1200万美元。

这是互联网寒冬时期罕见的一笔巨额融资。

对于为什么携程能拿下这1200万，日后沈南鹏解释道：我们不需要去说服投资商。当时我们给了风险投资商一个财务报表，那上面显示半年以来公司的费用是持平的，但营业额却以每月30%的速度在增长。风险基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愿意追加投资。

此后，随着互联网在中国逐渐兴起，以及旅游的火热，携程的业务数据大幅上涨。到了2001年10月，携程首次实现了盈利，也成为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第一家盈利的互联网公司。

2003年，携程在经历过非典的短暂影响后，下半年业务开始报复性反弹，一举把携程送上了纳斯达克股市。

尤为令人“嫉妒”的是，携程的财务数据如此之好、沈南鹏的准备工作如此充分，以至于原本应该无比忙碌和紧张的路演期间，沈南鹏和梁建章无事可干，还在四处约人打桥牌。

从1999年2月提出创业想法，到2003年12月上市，携程四君子仅仅用了4年10个月的时间。

他们曾经放弃的国企和外企职位、房子、车子、高薪，此刻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四个人都成为了亿万富翁。

与所有的朋友之间共同创业一样，携程四君子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不可能没有争吵。

2000年，携程业务走上正轨后，管理的短板凸显出来。梁建章要求公司设立联席CEO，由他与季琦共同担任。后来又进一步要求季琦让出CEO的位置。

我们不知道其中运作的内幕如何，只知道结果是：季琦让出了CEO的位置，回归到总裁的角色。梁建章再次独揽大权。

后来，携程决定内部创业，孵化出如家酒店，季琦离开携程，担任了如家的创始CEO，沈南鹏兼任如家董事长。

但是把如家酒店做起来以后，季琦又遭遇了沈南鹏的放逐。

2004年底，以沈南鹏为董事长的董事会提出，为了顺利上市，如家应该由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职业经理人来担任CEO，季琦被迫离开，由孙坚接任。

虽然季琦仍然是如家的股东和董事，但是作为一个创始CEO被放逐，他的心里受到沉重打击，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后来是莫扎特的音乐把他挽救回来。

平心而论，以季琦对携程的贡献而论，他在携程和如家，两次被夺去CEO职位，似乎很不公平。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携程这帮人，在做决策的时候，是以完全商业化的逻辑，在理性地处理这些事。

感情再好，公司的前途，永远放在第一位。

季琦充满干事创业的激情，适合创业的冲锋陷阵。无论梁建章的夺权还是沈南鹏的放逐，都是从公司利益方面出发做出的决策，不是为个人私利。

所以，尽管季琦经历了至暗时刻，但是从感情上，他们几个依然维持了很好的朋友关系。

卸任如家CEO不久后，季琦又振作精神，做起了汉庭。

2006年，如家在纳斯达克上市；2010年，汉庭在纳斯达克上市。2020年，由汉庭更名而来的华住，再次在港交所上市，季琦经历了人生第四次敲钟。

在连续创业之路上，季琦已经是一个传奇。

其他三个兄弟，也不遑多让。

沈南鹏于2005年功成身退，创建了红杉中国。有了做携程和如家的经历，他与合伙人张帆，不到两个月就募资两亿美元。

此后，沈南鹏在风险投资的路上，一路颠覆一路开创，成为中国风投之王。阿里巴巴、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等背后，都有沈南鹏的身影，号称“凭一己之力，投出大半个中国互联网”。

201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评出的“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The Midas List），沈南鹏名列全球第一。

2007年，携程已经成为中国市场当之无愧的第一。梁建章把CEO的位子交给范敏，自己跑到美国斯坦佛大学去读经济学博士。

2011年，他拿着博士学位，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回到中国，极力推动中国人口政策改革，成为知名的人口学家。据称中国二胎政策的放开，其中有他的一份功劳。

2013年，携程在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之下遭遇危机，梁建章回归携程力挽狂澜，在携程重新站稳第一的位置后，又飘然而退，把CEO位子再次交给孙洁。

目前，梁建章是携程董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范敏一直坚守在携程的位子上，任劳任怨。

他做的是最细致却又最不可或缺的管理活。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却长期隐居幕后，甘做隐形人。

当其他人一个个离去时，他默默出来担起了CEO的重担。6年之后，当公司发展需要时，他配合地让梁建章出来“拯救携程”。

2014年起，范敏担任了携程孵化的天海邮轮公司董事长兼CEO。

2019年，他以28亿元位列《2019年胡润百富榜》第1385位。

携程15周年再聚首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好朋友能不能一起创业？

携程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范本。

朋友创业，最难处理的是感情、理性和利益之间的关系。携程四人之间，一开始就建立了最高的原则：以共同的事业为大。

对于个人利益和权力，他们有足够的格局和智慧，来作出对公司最有利的选择。无论是股权分配还是权力配置，都是如此。而利益和感情被损害者，也能大度地接受结果。

季琦曾经说过：

范敏也曾经说过：

他们都做到了这一点。

此外，他们四个人之间既有共同的梦想，又各有特点和专长，形成了完美的组合。

梁建章曾经在一个节目上总结携程四君子的特点：季琦激情、范敏专注、南鹏严谨。他的同事帮他补充了一句：建章纯真。

有纯真，才有伟大的理想和长久的坚守；有激情，才有锐意开拓的无惧和锲而不舍的坚持；有专注，才能把那些纯真和激情落实下来；有严谨，才能保证干成事而不出事。

难怪携程四君子被人称为中国创业的第一团队。

若干年前，携程四君子曾经有一个内部约定：谁都不能单独代表携程写一本书。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因为携程四君子的创业史，是现代中国最浪漫的创业故事之一，应该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正如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评论：

好在，他们那个约定“不能单独写书”的期限，是20年。

现在已经是第21年了。

我很期待，梁建章、季琦、沈南鹏、范敏中的某一个人，能够把那段青春激荡的历史写出来。

这个故事，一定会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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