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的发展最近受到高度关注。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支持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合法合规境内外上市融资。而在之前一天召开的“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明确指出，要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从一定程度上说，处理好对平台经济的监管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更好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面对当下全球格局变化的极大不确定性，我们要坚持发展中心主义，贯彻“以监管促进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

首先，互联网监管政策总体趋严是国内外行业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对此不应做过度敏感性解读。近年来，我国的平台经济出现了一些无序经营的问题，如滥用垄断地位、大数据杀熟、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过于追求商业利益等问题。总体而言，互联网企业早期发展多得益于政策性套利，如在金融监管薄弱的情况下开发各种高风险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以至于形成P2P集体爆雷等问题，引发大量社会群体性事件。同时，在互联网上公民个人信息大量被泄露，这些泄露的个人信息经常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工具，引发“山东徐玉玉被电信诈骗致死案”等一系列严重刑事案件。

同时，在全球视野中，2018年欧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简称GDPR），加大了互联网平台的责任，强化了对消费者的保护，创立了强监管模式。根据Ovum的调查，有52％的企业认为GDPR会对他们的业务进行罚款，68％的企业则认为这将大大增加在欧洲开展业务的成本。GDPR引发了全球对互联网产业的强监管格局。

在国内外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新形势下，从2020年开始，我国对互联网产业的监管政策趋严，先后出台一系列法律和监管政策，如2021年就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重要法律。同时，执法部门对互联网企业垄断、海外上市、税收问题等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这些监管制度与措施事实上是对互联网行业前20年无序发展的补课，也是对全球互联网监管政策从严的呼应。对此，互联网企业应当主动适应监管新形势，放弃粗放发展理念，走向合规经营、有序发展的新模式。

其次，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是为了高质量发展，而不是扼杀数字经济的发展势头。互联网带来新的产业模式，解决了大量就业，大数据的应用也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人类从工业时代走向数字时代，是不可逆的社会发展趋势。我们要顺应历史潮流，坚定不移把数字经济做大做强。这也是中央监管互联网行业的初衷，即解决历史问题、淘汰野蛮发展企业、走向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有时采用简单粗暴的监管模式，仍然保留着“关闭停”的管理理念。这虽然解决了问题，但牺牲了社会发展动力。

最后，在发展中解决阶段性问题才能赢得未来。人类历史无数次证明，发展总是伴随着风险，但比发展性风险更可怕的是，发展停滞背后的零风险。历史上，1865年英国颁布的《机动车法案》（该法案要求有人在机动车前50米外挥动红旗开道，也被称为《红旗法案》），目的为保障交通安全，但该法案极大地限制了英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事实证明，实施了30年才废止的《机动车法案》给英国带来惨痛的教训，其汽车产业规模被美德日等迅速超越。我们应当以史为鉴。总体而言，我国的数字经济的竞争力已经可与美国并驾齐驱，至少阶段性地领先于欧洲，绝对不能因为发展性风险而重蹈追求零风险的历史覆辙。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我国已经自发地形成了一套高效率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运转也离不开互联网平台的保障。虽然平台经济存在各种问题，但那些是发展中的问题，是一种需要在试错中不断完善的高效生产方式。如果简单地将互联网平台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不利于实现高效的社会管理模式。比如，疫情期间，上海做了大量保供体系，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政府的力量毕竟有限，难免出现产品质量、物流缓慢、分配不均等问题。如果政府和互联网企业之间能够实现互相配合，政府在做好底线监管的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的技术和动员力量，或可有效缓解政府管理的压力。

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产业政策，这需要我们处理好监管和发展的辩证关系。未来的平台经济，仍然会存在很多问题，我国也将出台很多监管政策，对此不应过度质疑，而要坚信，健康发展才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终极目标。